赤脚医生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17岁考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对于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那段历史有着深刻的印象。

　　村里办医疗

　　我的家乡在浙江诸暨枫桥镇，这里曾因“枫桥经验”而闻名全国。我的家在枫桥镇洄村，全村近2000人口。1965年，毛主席洞察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探索农民医疗保障出路。1969年，我们村的合作医疗也应运而生。

　　我们村合作医疗站一共三间大瓦房，坐西朝东，敞亮通透，又有单独一个院子，处于全村最中心之处。站里有5个赤脚医生，老老小小都认识，其中负责的周志良既是村支部副书记又是赤脚医生。另外几个分别是：上海下放的女工人陈艳丽，村书记的爱人周文美，从邻村桥亭学医回来的周松玳，还有一位是民间郎中周成礼。此外，18个生产小队又相应配备了18个卫生员，配合站里做些基础工作和最简单的保健处理。

　　后来随着读书年级的升高，我接触赤脚医生的机会也逐渐多了起来。他们隔一段时间会背着药箱到学校。当然，最受欢迎的是到教室里来分糖丸，学生张着嘴巴等针筒注射甜药水，全班同学人人有份，不用上课，还能享受甜蜜的味道。最怕的是打针，防疫针又冷又疼，胆小的针头未及，哭声倒先来了，也有咬紧牙关、闭上眼睛，视死如归的。最惨烈的莫过于种“牛痘”，不仅“高分贝”尖叫声此起彼落，还会在臂膀上留下斑斑疤痕。

　　赤脚医生也会登上讲台给我们上卫生知识课，讲得生动有趣。比如讲消灭血吸虫病，讲课前先带着我们到后畈田间沟渠找钉螺，回教室再讲它的危害和如何消灭它。那天出课堂虽然没有找到钉螺，但最后我们都掌握了基本的科普知识，获益匪浅。

　　后来我参加工作接触到文教卫线工作，才知道打预防针、接种、除四害、卫生科普宣传等都属于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范畴，实际上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早就承担了这些任务。他们守护农村健康，也当卫生科学知识的启蒙老师。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土方法”的弃用。合作医疗产生之前，村里人凡皮肤破损流血，就会马上从家里大门背后的某个角落抓把灰尘，往伤口上一撒，然后用布条包扎处理，可以止血，过段时间也能愈合伤疤，具体原理谁也说不上，就一直传着用下来了。但村民们通过学习防治“破伤风”的常识，对比合作医疗站包扎，发现赤脚医生用消毒水做皮肤表面清理、碘酒消毒、擦消炎粉、纱布包扎等操作方法，更卫生更科学，便不再使用这个土方法。

　　看病不出村

　　村民对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最认同的就是“方便、省钱”，虽然表达直白了一点，但符合当时生活的实际情况。村里合作医疗实行前，曾发生过村民被蛇咬事件，但因村里无蛇医，只能外请，等蛇医远道赶来，往往错过了救治时机。随着合作医疗的推行，展现在全村面前的是另一番景象：医院就在“家门口”，赤脚医生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基金涵盖了“合作医疗”的全部，其中最要紧的是身边有一支真心为民的医生队伍，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又红又专”。在周志良站长的带领下，他们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培训，既当全科医生，又各具特长，独当一面。按“三三轮换制”规定，他们的劳动报酬按“工分”结算，三分之二时间在合作医疗站里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参加队里生产劳动或采种中草药，所谓“背起药箱能看病，拿起锄头能生产”，也是他们“医生”名称前面加“赤脚”二字的原因。晚上村合作医疗站照样灯火通明，医生们轮流值班，为日落而息的村民提供就医方便，具体时间则根据季节调整。如夏收夏种期间基本上要服务到半夜12点。枫桥区委到村里搞“挑沙墩造粮田”试点，村民挑到后半夜，他们也跟着到后半夜。

　　村里劳动力紧张，每天都要出畈劳动。留在家里老年体弱下不了床或腿脚不麻利的，看病就医就出不了门，但自从有了合作医疗，只要捎个口信，赤脚医生便会送医上门，而且熟门熟路。他们都是土生土养的村里人，习惯于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职业常态，到家里也是药箱不离身，听筒不离手。遇到村民突发病情，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哪怕半夜时分照样起床应诊。所以在夜间，人们常常能听见赤脚医生疾走的脚步声或看到他们打着手电筒，肩背药箱，行色匆匆的身影。如果哪一天“狗叫到天亮，脚步声到天亮，烟囱冒到天亮”，村民就知道，哪个赤脚医生又忙碌到天晓。村合作医疗每年要清算结账，但最让人感触到的是，整个村子除了个别重病号需要送到枫桥镇医院或者县里大医院，基本上能做到看病不出村。

　　村里赤脚医生“头块牌子”无疑是周志良的。他13岁初中毕业后便立志从医，师承本村老中医周国海，学会针灸医术，又不断进修，经过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实践，对用针灸、中药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如胆囊炎、遗尿症、中风、肝炎、骨伤等有了一技之长，医德医风有口皆碑。他坚持探索研究，长期随访典型病例，主动与同行分享医学成果，成为行业内的标兵式村医。

　　有一段时间，浙江医科大学每年都派大学生来洄村实习，先是住在周志良家里实习跟班，后来因人数增多改在老乡政府台门屋里。按照上级领导的讲法，这些大学生到村里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是冲着周志良来的，让他带班讲课传授医学绝活。后来周志良被邀请到绍兴地区卫生学校当了老师，但没多久又被村里打报告要了回来。此后他还继续担任赤脚医生和村支部副书记，一如既往地为村民服务，还培养了两个女儿接班当医生。

　　1975年村里放映关于赤脚医生题材的电影《春苗》，村民感到特别亲切，学校老师也布置了作文任务。我以《最有情怀的人》作题目，赞扬我们村赤脚医生对待群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受到老师的表扬。

　　吃药不要钱

　　合作医疗以“合作”为基础，村民受益为宗旨，在合作医疗站有一套上墙的报销制度。记得除军烈属、五保户、小孩等特殊群体外，每人每年要自愿向村里缴几角钱的合作基金，用于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但个人按比例要承担小部分费用，有的采用中草药治疗的则直接免费，其他合作医疗费用皆由村集体经济兜底。

　　为了给村民省钱，村合作医疗站动了不少脑筋，最有特色的是就地取材建了百草园。地点就在合作医疗站门口，长方形的地块约一亩左右，培植了大量中草药。村民有个头痛发热之类的小毛病，拔点草药熬一熬内服，或捣碎外敷，就能简单对付。村民绝大多数常见病由百草园中草药免费医治，或经合作医疗报销大部分，基本不需要花钱或花少量钱，因而百草园成了村民心目中的“良药宝库”和节省资费就医费用的“摇钱树”。我自己也有深切体会，有一次身上起了荨麻疹，浑身皮肤发痒，跑到合作医疗站，周成礼老医生打开一瓶煎好的中药水，往我身上涂了一遍，效果立竿见影，不收任何费用；后来我身上发带状疱疹，在合作医疗站取得药方，油用调某种草灰，当天即起效明显。

　　百草园也是孩子们最向往的“乐园”，但平日里合作医疗站管得严，四周扎篱笆墙，虽然不高，但像警戒线一样挡住人们进园，通常只能在外面看看。只有学生上劳动课才有机会进入，这时赤脚医生们会详细指导学生识别各种中草药并说明药用价值。我们从小在百草园获取知识，在生活中得到实惠。譬如“金银藤花开，游水买棺材；金银藤花谢，游水游到夜”，是警告小孩遇到初夏遽然升高的天气，万万不能到池塘游泳，塘水上温下冷，极易腿脚抽筋。再譬如不管什么季节，我们钻进山里，总能摘到野果子和叶子……勤工俭学时我们也挖过桑树根、百合、金刚刺等药材。

　　五年级时曾有一次上劳动课，我们全班同学长途跋涉4公里，到枫桥青岭水库护理中草药药材。原来在这深山老林里，村合作医疗站成片开垦10多亩山地种植了中草药，加上百草园和小学学农基地上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村合作医疗站已拥有三个药材基地。他们制定生产计划，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增加产量，获取销售所得，充实村合作医疗经费。

　　“看病不出村”与“枫桥经验”中的“小事不出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合作医疗体现便民利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洄村合作医疗后来被树为先进典型。虽然上世纪80年代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淡出人们视线，到如今40年前的记印也渐渐磨去，但我仍然找到当年关于“先进典型”的信息，即1975年6月23日的《浙江日报》刊发了洄村合作医疗的典型事迹。那时的省委机关报，每天仅出四版，一个村的某项经验登上当时的省报，由此可见分量不轻。（周解荣 浙江省诸暨市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