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崔月犁部长离开我们22年了。他一生最后一封信，是1997年12月20日写给我的。全文是：“致重同志：您好！XXX同志送来一篇文章，要我给他印发各有关方面。此件因为我有病未看，今送你，请斟酌。如认为可以，即印发大家。在中医振兴中，有不同见解是正常现象。我不主张点名争论，我主张丝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从正面来逐步深入加以论证，把各自观点摆出来，请上下左右各界参考评论，从实践中证明哪些提法、观点、预测是正确的，请医、教、研和行政工作者的同志们选择。您以为如何？祝近好！”

　　1998年1月21日，崔月犁出席了北京市政协召开的一次会议，回来后又在封好的信封下面写了一句话：“《中医沉思录》请再给我一些。”第二天早晨，崔月犁心脏病突发，生命被定格在1998年1月22日。他写给我这封未发出的信，成为他光辉一生的绝笔。崔月犁为我国的解放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文革”中受尽了迫害，恢复工作后成为振兴中医的一面旗帜，为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在1998年1月24日接到这封信时，面对老部长的嘱托，热泪纵横，思绪万千。从此以后，不论在教学、临床、读书、研究的每一天，不论以哀兵之势、悲愤情怀，在夹缝中孤军奋斗的每一刻，这一封信时刻伴随在我的身边，镌刻在我的心里。

　　经常与崔月犁交往的人都知道，他在工作上高瞻远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敢于担当、决策果断、求真务实，他在做人上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诚恳直率、平易周到。他的工作作风和人格特质，也体现在主持卫生部工作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他在中医事业上步步紧跟中央精神，密切联系中医药专家，被人们称之为“振兴中医的小阳春”，也充分体现着他特有的工作作风和人格特质。

　　1978年3月他到卫生部工作后，首先到国内各地调查研究，到国外考察学习。他对当时中医工作上“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的问题感触甚深。日本医学会会长武田谈到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取缔传统汉医（即中医）的“灭汉兴洋”，对他震动极大。

　　1978年以来，胡耀邦、彭真、万里等领导人非常关心我国中医的问题。此时，卫生部不失时机地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报告》，中共中央当即以1978年“五十六号”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邓小平同志还在文件上直接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1979年5月，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成立了与西医的“中华医学会”相并列的“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到会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崔月犁亲自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国的中医学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学术团体，这一消息令全国中医学界的学术激情骤然间高涨了起来。

　　1982年，“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第一次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则，充分体现了国家重视和发展中医学的战略原则。1982年4月，崔月犁部长主持召开了以“振兴中医，保持发扬中医特色”为主题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会议”，俗称“衡阳会议”。接着，《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崔月犁部长《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的署名文章。

　　198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表明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决心。1985年1月召开的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聂荣臻题词祝贺，习仲勋、王任重、方毅以及十余位党、政、军、人大、政协领导和知名人士到会题词，并与全体会员代表合影留念，再一次展现了举国上下振兴中医的共同意志。

　　1986年1月4日，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86年7月20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家中医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卫生部代管。这是《宪法》与党中央关于中西医同等重要的决定，在中医行政管理体制上具体落实。

　　1988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更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进一步完善了“医为药之理，药为医之用”的中医药统一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

　　1991年，国务院将“中西医并重”作为新时期我国卫生工作的总方针之一，进一步体现了《宪法》与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医与西医两者的方针政策、行政法规方面的高度统一。

　　崔月犁是改革开放以来全身心地拯救、发展、复兴中华中医药学的文化先驱。日本当年的“灭汉兴洋”，让崔月犁懂得了“中医西化”的危险性，当年的老中医让崔月犁认识到振兴中医的紧迫性。崔月犁将全国上下拧成了一股绳，汇成了“振兴中医，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举国统一的时代精神。由此在当代中医的前途与命运上，又一次彰显了崔月犁雷厉风行、决策果断、认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坚定、坦荡、勇于担当的人格特质。

　　我1980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医学会。那时学会刚成立不久，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少。理事会老一辈专家的炽烈情怀，顿时将我熔化在这个团体当中。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崔会长的一幕：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学历、问专业、问导师是谁。他知道我的老家是山西省荣河县时，笑着说：“我的老朋友傅作义也是你的同乡呀。”这一声爽朗的笑，令我感到格外的亲切，怯意没有了，敬意油然而生。

　　学会是联结全国中医学术界的纽带和桥梁，专家荟萃，知识密集。对我而言，这里是向全国中医专家免费学习的第三所大学。从来到学会办事机构的第一天，即充分爱上了这一个机构，并与各地的中医专家迅速融合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社会对决策管理科学化的日趋重视，软科学、科学学的研究受到了各个行业普遍关注。那几年我在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关于中医软科学研究的论文。尽管那些论文还十分稚嫩，却也引起了学会理事会许多专家的关注和好评。

　　1985年春，崔会长托人对我说，希望我以后加入中医管理行列中。我如实地回答说：我不是搞管理工作的料，只适合做一些教学、临床、研究工作，或者在学会能够做一些中医软科学、科学学方面的研究也好。后来在崔会长的关怀下，我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直属的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的一员，并在学会机关开设了软科学研究学组，为我在中医软科学、科学学方面的研究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一阶段我发表过多篇论文，因为使用的笔名，崔会长曾因此向我询问发表文章的人，足见他对中医软科学研究的重视。

　　1994年以后，崔会长将我的《中西医结合定义研究》《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中医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中医现代化的再思考》等论文，或转发给各省级中医学会讨论，或送给有关部门参考。

　　记得1999年1月，在纪念崔月犁会长逝世1周年的时候我曾说过：待到中医复兴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当历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尤其要牢记崔月犁——这位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医学的历史先行者。

　　在崔月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想把此时此刻最应当说的凝聚成一句话：常怀中医复兴志，莫将宿愿付东流！（李致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