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指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自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在陕北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其间，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撤离延安。在这10年中，由于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及陕甘宁边区的成立，使得我党在一个局部地域实行全面执政，并处在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这一形势，为我党对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探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故本文所论之延安时期，具体指1937年9月—1947年3月。

延安时期，我党对于中医中药这一事物的实效性、文化性和科学性在思想认识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党对于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而且还在方针政策上，以及在开展中医的医药工作和群众卫生运动的实践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延安时期，我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积极探索，取得很好的成绩，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发展中医药事业，提供了思想、政策和实践等方面的有益经验。

延安时期，我党对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及发展中医药事业等问题的探索，具体内涵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中医中药”问题，需解决3个问题：一是有效还是无效、有用还是无用，即揭示中医中药的功效性和实用性问题；二是肯定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揭示中医药学的文化性的问题。三是科学还是不科学，即揭示中医药学的科学性的问题；

第二层次，“中医药事业”问题，需解决2个问题：一是中医药工作是否纳入我党的革命事业中；二是如何发展我党的中医药事业。如何发展方面，又有3点值得重视：一是大力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和“医药工作”，与提倡“中医科学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团结中西医”和“中西医合作”；三是“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发展中医药事业等问题的形成，是历史发展和我党革命实践在这一时期，为我党提出的一个十分尖锐、十分紧迫的问题，也是关乎我党的革命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影响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之一——中医药的存废之争；二、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的现实——缺医少药；三、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运用中医中药的成功经验。（限于篇幅，从略）

延安时期，我党对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及发展中医药事业等问题的探索，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至1940年6月间的三次重要的会议——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第二阶段，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结束，至1941年9月10日至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第三阶段，1941年9月10日至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至1943年3月国医研究会上书边区政府——《国医研究会呈文》

第四阶段，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上书《国医研究会呈文》后，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撤离延安。

 

第一阶段

（1937年9月——1940年6月）

 

自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至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闭幕。

1.开办药厂、药社（1937年9月至1939年11月）。

（1）八路军制药厂

中央军委、八路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于1939年元旦，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今属旬邑县，7月迁安塞县西河口村）开办了八路军制药厂。李维祯任厂长，马崇兴任特派员，吴补渊为协理员。共有技术3人，技术员龙在云、饶孟文，工人30名，管理人员15名。生产方面，西药部由翁远、郑文甫负责，中药部由尹桂田、文治安负责，材料部由郑统负责。八路军制药厂制造各种中、西药品制剂，投产三个月就制成中西药品40余种，其中中药有止咳丸、红色补丸等10多种。

（2）光华制药厂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于1939年3月份，在延安城东17公里处的拐峁村开办光华制药厂，由越南华侨中医梁金生担任厂长。该厂以“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为主要任务，能生产80余种中成药，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逾60％。生产的中成药，有胜利茶、八路军行军散、红白痢症丸、痧症丸、止咳散、胃痛散、补脑丸、退热散等，甚至有妇科调经丸、保婴丹。

厂长梁金生还专为本厂职工开办了为期45天的技术培训班，讲授医疗技术、卫生知识、救护包扎和中草药的采集、炮制和研究。经过学习，使大部分职工基本上掌握了从门诊挂号到病房护理的一套门诊程序。

（3）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2.召开3个重要的代表大会（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

在这期间，召开了3个重要的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

（1）陕甘宁边区边区第二次党代会（1939年11月13日—12月17日）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进行的，是边区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盛会，是边区党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的伟大转折，它对边区建设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这次大会通过的9个决定、决议，[①] 其《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有“甲”“乙”2部分，“甲”是“大会决定”，共3条，其中第3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以发展医疗工作，医治与预防各种传染病，并实行限期放足，以保障人民的健康。[②]

《决议》“大会决定”，是对前一时期边区政府开展的中医药工作的总结，所述“研究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等项，已开展的很好。所述“开办中医训练班”尚未见报道，但光华制药厂厂长梁金生专为本厂职工开办了为期45天的技术培训班，讲授医疗技术、卫生知识、救护包扎和中草药的采集、炮制和研究。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我国中医药事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历史贡献主要有2点，一是大会总结第一阶段的发展中医中药的成功经验，二是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大会决定·三”，对陕甘宁边区发展卫生保健工作尤其以发展中医药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标志着中医药工作正式成为我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我党对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开始肩负起了领导责任。

（2）陕甘宁边区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1月4日—12日）

1940年1月4 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边区各文化团体，各学校、机关，各俱乐部、文协分会、文艺小组等107个团体单位274名代表，有在边区工作的全国知名的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新闻记者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个人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及边区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六七百人。

毛泽东和中央相关领导王明、张闻天、艾思奇、周扬、吴玉章、李维汉作了报告。边区文化组织和团体的代表以及文艺工作者张庚、冼星海、冯文彬、梁金生、庄栋、萧三、萧向荣、李初梨、陈康白、饶正锡、孟庆树、杨松、柯仲平、杨醉乡、高波等同志，就抗战时期如何发展音乐、戏剧、剧团、新闻、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业建设以及文化与青年妇女、马列主义中国化、中苏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作了发言，其中梁金生作《关于中医的改进问题》。[③]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是毛泽东1月9日在大会上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题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代表作，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人勾画出了一幅未来的新中国的清晰而完整的轮廓，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其中对于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论述，被概括为“精华糟粕”说和“批判继承”论，成为分析中西文化的基本理论依据，影响至深。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从大会安排中医界代表参会，安排中医梁金生（时任光华制药厂厂长）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医的改进问题》的发言，对于中医药学来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有2个重大历史意义：一是我党在正式会议上正式确立了中医药学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确认了中医药学具有文化属性。二是会上毛主席在所做报告——《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系列思想，成为我党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

1940年4月9日，朱德、徐特立等视察八路军制药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题词：“你们药厂已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又采取陕北落后的地点和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徐特立题词：“用科学方法改进中药，吸收中医的经验，否定其阴阳五行的神秘。”[④]

（3）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1940年6月10-29日）

1940年6月10日至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国医代表大会”，邀请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参加，讨论中心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新中华报》7月9日予以报道，题作《国医代表大会闭幕  国医研究会正式成立》（为了条理清晰，酌分数段），云：

 已开幕之边区国医代表大会，经过月余，获得了不少的关于国医各项改进的宝贵意见。该会已于六月廿九日下午二时，在边府大礼堂举行闭幕典礼，同时正式成立边区国医研究会。该日出席代表四十余人。

首由边区政府卫生处处长欧阳竞同志报告，略谓：“……由于过去几千年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它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由于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抹煞，相反的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次由来宾中边府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同志讲话，略为：“……抗战时期，医药困难，我们成立国医研究会是必要的。希望本此精神，同全国医界取得联系，把国医也变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现在中西医在医病的方法上好象不一致，但基本上都是瞄准着一个共同敌人——细菌。我想这种现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会克服的……。”

后由各县各卫生机关及国医代表发言。

又由边区医院宋边寄同志朗诵国医研究会简章，大会宣言及各种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

在提案内大意是：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小丛书及刊物，呈请政府登记全边区国医及国药商店，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呈请政府严格取缔巫神法师之迷信误人，呈请政府统筹及普遍施种牛痘，国医研究会应与各卫生行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等等。

最后选举国医研究会执委。

散会。 (民国廿九年七月九日《新中华报》)[⑤]

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的历史贡献主要有3点：一是进一步确立了中医药事业为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二是大会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欧阳竞的讲话，是我党对发展中医药事业比较早地提出的初步具有纲领性的认识，如对于国医，“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等，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的思想认识；三是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3.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的国医代表大会在边府大礼堂举行闭幕典礼，会上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称“边区国医研究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选举产生了国医研究会执行委员，马鸿章为会长，会员分个人与团体两种。会址在延安南兰背坬（guà）。

国医研究会宗旨：“团结与提高边区国医人才，研究罔医同药之改造，推广边区医药事业，裨益边区人民健康，使国医科学化，国药能代替西药，以克服抗战时期之困难。”[⑥]

国医研究会任务：“随时举行国医座谈会、国医演讲会，出版同医刊物，轮回下乡宣传等。……组织关于国医各种专门研究会及开设国医训练班等。……与外界国医团体取得联络。”[⑦]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是我党创建的第一个中医药研究机构，也是团结中医、组织中医的一种组织形式，并行使一定的政府“职能”，与我党创建的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中药经营和中医医疗的合作组织形式）共同组成了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

延安时期我党对发展中医药事业探索的第一阶段（1937年9月—1940年6月），前期（1937年9月—1939年11月），主要在实践方面的工作，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总部为解决边区药物极度短缺的困难先后开办了2个药厂（八路军制药厂中西药品兼制，而光华制药厂精制中成药）和1个保健药社（后期转成边区卫生材料厂）；后期（1939年11月—1940年6月），召开的3个代表大会（并成立国医研究会），是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运用中医中药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在前期发展中药、中成药以及开展中医医疗工作的实践基础上，从思想认识和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且在理论上有所升华。

第二阶段

（1940年7月——1941年9月）

 

第二阶段，从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结束，至1941年9月13日第二次国医研究会代表大会结束。

这一时期，有2个重要会议和1个重要讲话：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1941年5月26日）、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1941年9月10日至13日），以及毛泽东在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1周年大会的讲话（1940年11月12日）。

1.“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方针的正式确立

“中医科学化”问题，在上一阶段，即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上，边区民政厅卫生处处长欧阳竞的报告和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的讲话，已蕴含有这一思想。

1940年7月进入新阶段后，有2个接近“中医科学化”论述：

一、把中医“组织起来”和用“科学知识”教育中医。按《从速开展边区卫生工作》（《新中华报》1940年7月12日）一文中提出“把边区的中医组织起来，给他们以科学的知识”。[⑧]

二、中药的“科学制药事业”和“科学化新药”。八路军总部卫生部长饶正锡为八路军制药厂编辑出版了《抗战新药集》（1940年7月）所作的序言指出，八路军制药厂“为我国的科学制药事业，经过摸索探讨初步经验，奠定了中国新药学发展的基础。虚心接受先进的西方制药科学方法，批判的对我国有悠久历史的国产药材，洗去其神秘的传统，重新估评，给以科学化新药的适当地位”[⑨]。

（1）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1941年5月26日）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逝世1周年大会的讲话（1940年11月12日）

我党正式提出“中医科学化”，是在1941年5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中的决定：

（五）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以适应边区实际环境的需要，同时解除西医缺乏的困难。[⑩]

我党正式提出“团结中西医”，是1940年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1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1]

（2）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1941年9月10日至13日）

1941年9月10日至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全面讨论了“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等问题，并做为边区政府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指导方针。《解放日报》9月17日以《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为题予以报道：

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并通过有各种发展医药卫生之具体办法的提案，如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和小册子，呈请政府推进乡村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光华药厂药品应附详细说明书，健全各县保健药社，加强分会组织，破除国医中过去之保守观念不良习惯和倾向等。

在讨论中各会员代表常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讲了出来，如治夜盲眼，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特效方十多种。打破了几千年保守的“祖传秘方”的恶习，毅然说出供大家讨论研究。……

闭幕会上，高副主席、谢秘书长及各厅处长均出席讲话，希望全边区的国医先生们更加团结起来把中医中的宝贵遗产发扬广大，并使国医科学化，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边区政府完全保护和帮助国医的工作。[12]

这一阶段形成2个重要思想——“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是我党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对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展积极探索所取得重大成果，成为我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系列政策的最基础、最根本的认识。 

“中医科学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医“存废之争”中，中医界为了救亡图存出现的一种思潮，提出了中医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延安时期”我党在发展中医事业中，提出“中医科学化”的方针，却是在旧提法上赋予全新的涵义，即我党所论及之“中医科学化”，必然论及“团结中西医”。“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一起论述，就不仅是一个学术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即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

从政治上讲，“团结中西医”，就是实行在医疗卫生战线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实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的现实是西医少、中医也不多，直到1944年，全边区西医200余人，主要在部队和机关；中医1000余人，分布在全边区各个角落，故在医疗卫生方面，“团结中西医”，就是最大限度动员一切卫生医疗力量，为全边区军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从学术上讲，两者也存在着必然的逻辑上的关联性，中医要科学化，在当时的认识，必然是借鉴西医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实际上是中医西医化。而中西医合作，是实现“中医科学化”最优的路径。

 “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是我党探索发展陕甘宁边区中医药事业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认识中医药这一事物，来解决发展中医药事业这一历史任务。说明我党不但已开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文化思潮，而且提出了我党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在具体工作方面成功地运用毛泽东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成功案例。

从上述《解放日报》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医药从业人员热心响应我党“中医科学化”号召的，将自己的“祖传秘方”即“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贡献出来，真诚地希望通过研究，使中医药学得到真正的进步和发展。

2.边区政府的政策法规

1940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重新颁布《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全《章程》分“总则”、“股东”、“社股”、“组织及职务”、“业务”、“附则”共七章三十九条。[13]

1941年9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准予公布《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并实施。主要内容：

一、医士药师愿脱离生产，参加医疗机关或公营药厂工作者，享受技术人员待遇，其家庭生活得按抗日军人家属优待。

二、医士自营药店或其它业务，并执行医疗业务，热心社会卫生防疫工作者，当地政府可按具体情况，减少或免除政府决定的义务负担。

三、医士药师在医药上有发明创造者，政府得奖励。

四、凡公私药店“制造膏丹丸散”，须由证明医药师监制成品精良者，所在地政府得奖励。捐款兴办医药事业者，由当地政府呈请边区政府卫生处给奖。

五、国内外医生药师愿在边区国医学校或制药厂者，边区政府得保护，财力不足者，予以补助。[14]

3. 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创新与建设

（1）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发展

1941年9月10-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解放日报》以《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为题予以报道：

讨论了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并通过有各种发展医药卫生之具体办法的提案，如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和小册子，呈请政府推进乡村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光华药厂药品应附详细说明书，健全各县保健药社，加强分会组织，破除国医中过去之保守观念不良习惯和倾向等。……会中选出了李长在（春）为会长，闫劲（金）荣为副会长，毕央（光）斗、范（诚）德、宋学（尘）寄、梁金生、欧阳竞等十一人为常委。国医研究会于去年六月成立，初有会员四十（40）余人，现已达二百零八（208）人，分会已有十—（11）处。[15]

（2）创办和重建医药合作社

合作社，一种合作经济组织，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得到边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全边区涌现出大批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医药卫生方面也出现了合作社。

①重建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重新修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其是关于保健药社的具体工作，有如下规定：

第三十条本社之业务如下：

    (一)购买国外药品材料，冲破敌人封锁，经过化验销售，防止奸徒捣乱；

    (二)提倡采集土产原料器材，供给各卫生机关，克服战时困难，

    (三)零售批发各项药品及医药用物，以保民命，

    (四)辅助卫生运动之开展，经常对人民作卫生知识之宣传与教育，

(五)辅助地方行政机关，团结人民进行卫生保健事业。[16]

该社性质是“药品销费合作社”，主旨是“推销中西药品器材，并要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并“辅助卫生运动之开展，经常对人民作卫生知识之宣传与教育”；同时还有中医在药社开展诊疗业务。该社不但积极开展各种具体医疗卫生业务和药品器材的经营，还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组织形式、运作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

1941年，边区卫生处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建立保健药社。以后逐渐在各县建立，1941年5—10月，仅5个月时间，药社建立了16个分社。

②创办南区医药合作社（1940年）

延安县南区（即柳林区）办合作社，是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十分重视，毛泽东亲自总结南区合作社的经验，赞扬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南区合作社跳出了单纯作生意的小圈子，形成了兼营消费、信贷、运输和生产的综合性合作社，不仅开展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还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教育合作社、医药合作社。[17]

按《刘建章的南区医药合作社》：“当时（指1940年）疾病流行，医药困难，群众迷信巫神，受害不浅。刘建章同志就与中医兼阴阳的董先生合伙开办医药社，并再三说服教育董先生，一面行医治病，一面以本身过去的事实，说明阴阳巫神的欺己骗人；这个活生生的宣传，收效很大。”[18] 刘建章和董先生，用了很多办法说服教育群众，刘建章把迷信品由消费部搬到医药社，为的是群众来买时，便于宣传医药治疗，说明烧香敬神是花冤枉钱。到1941年信巫神、阴阳的少了，有病就医的人多了，迷信的花销也大大下降，销售的药多有增加。

（3）光华制药厂与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仍称光华制药厂，原材料厂为该厂分厂。合并之后的光华制药厂，边区政府仍任命梁金生为厂长，令狐野、劳东为副厂长，赵国根为光华制药厂分厂厂长。

光华制药厂与卫生部医大，合组成立了中西医研究室。

3.群众卫生运动

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内，医药界和青年救国联合会联合举办了卫生展览会，展出了医学卫生挂图、统计表格、各种疾病的来源与预防方法，以及边区所产的药品。深受群众欢迎。[19]

第三阶段

（1941年10月——1943年3月）

 

1. “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1）毛泽东与李鼎铭论“中西医結合”

1941年11月6—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与姬伯雄等参议员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即“精兵简政”提案），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形成我党在当时困难时期的一项重大政策。这届参议会上，李鼎铭先被选为副参议长，后又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并免去副议长。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便住在政府机关忙于政务。1942年初旧历年关将至，李鼎铭决定返里探亲搬家，毛泽东闻讯，特派出爱国华侨送给他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李副主席回归故里。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停留两个月，向当地群众和士绅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政策，及延安各方面的印象，解释疑虑，纵论国是，深得当地群众的称赞。当李鼎铭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毛泽东曾劝其留一些家产，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称赞说：“你真是开明人士！”自此，同毛泽东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情谊。

李鼎铭曾为毛泽东治好长征时期落下的肩关节疼痛的顽疾和胃病。在给毛泽东治病的过程中，二人常常探讨中医医理以及边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等问题。据记述李鼎铭事迹的文献所载，“有一次，毛泽东特意向李鼎铭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自信的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的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他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20]

毛泽东与李鼎铭关于中医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讨论，是我党在思想认识上对发展中医药事业问题探索的典范，也是最早提出“中西医结合”这一思想。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参会的光华制药厂厂长梁金生“在会上针对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府曾立法取缔中医的做法，鲜明的阐述‘不能忽视中医，中西医应该结合’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21]

这时期所提出的“中西医结合”，仍是“团结中西医”即中西医人员团结的意思，并非后来所谓在医疗层面和学术研究上之“中西医结合”。

（2）上《国医研究会呈文》

《呈文》谈到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以及群众的要求和下乡工作人员的呼吁，并提出：

如此情形，证明国医对时代要求实落后太甚。故本年届执委及正副会长选出后（指1942年的改选），决心整顿国医，改正缺点，尽力参加边区卫生事业之建立，以推进国医于科学之道路。经过执委及延市会员热烈之商讨后，通过具体办法（详见附件一），为达到下列目的及保证军民健康而奋斗。一、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二、培养新国医人才，一方面解除人民痛苦，同时以新鲜血液灌溉国医事业；三、加强并发展各分会，以团结全边区国医协助边区卫生建设。为达到上述目的，又定重要办法如下：

一、发动全边区军民医生先在延市建立中医院，然后在各分会建立分院。只有医院的建立，才能使中医科学化并集体研究。只有中医院，才能在实践中培养出新国医干部。也只有中医院，才能为更多的军民解决困难。

二、……[22]

《国医研究会呈文》，提出的总目标有2点：一是发展陕甘宁边区卫生事业，一是推进国医科学化。设定具体“目的”3点：一是“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二是“培养新国医人才”；三是分会的组织建设。这个报告，拟定的“重要办法”的首项，即“先在延市建立中医院，然后在各分会建立分院”，能够发挥“使中医科学化并集体研究”、“在实践中培养出新国医干部”等功能，是完成所设定“目的”的重要措施。

《国医研究会呈文》有2个附件，是非常重要的文献。附件一：总会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执委会讨论通过），附件二：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国医研究总会制）。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虽属“民众团体”，但《国医研究会呈文》的正式呈文和附件，其内容和性质，应属于政府卫生医疗部门的职能范围，文件的形式和报告的程序，又像是政府工作运作的流程和作派。据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认识，国医研究会不但是我党领导下团结中医、组织中医的一个民间组织，也是边区政府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筹谋规划、组织实施的一个“政府机构”。国医研究会《国医研究会呈文》中思想认识，是我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积极探索中的重要成果。《国医研究会呈文》中“国医科学化”的思想认识和计划措施，说明“中医科学化”做为我党发展边区中医药事业的方针，已被初步确立。

《国医研究会呈文》提出的“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做为奋斗目标是可行的，若计划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达到”，似乎过于理想。《国医研究会呈文》并未就“团结中西医”或“中西医合作”阐述立场，也未提出措施，有所缺失，但坚持走“中医科学化”的方针，似应肯定。

2.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策法规

（1）《国医研究会呈文》

《国医研究会呈文》[23]，前文已述，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是我党领导下团结中医、组织中医的一个组织（民众团体），也可以视作边区政府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筹谋规划、组织实施的一个“机构”。故国医研究会《国医研究会呈文》可做为边区政府施政的文件。

（2）《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

1943年3月9日，由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在《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1941年9月19日颁布）的基础上重新制订《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做为国医研究会《国医研究会呈文》附件呈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一个条例，并由边区政府颁布、边区政府实施。条例适用于全边区。

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

第一条  本条例依照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五条增进边区国医国药建设制定之。

第二条  凡边区国医国药上设施其奖励与优待悉依照本条例办理。

第三条  国医执行医疗业务者称医士，执行制药业务者称药师。

第四条  医士、药师参加边区国医研究会得享受法律上付与之权利。

第五条  医士、药师执行业务者，由国医研究会审查登记，申请边区卫生处发给业务证书。

第六条  国内外医士、药师愿在边区举办国医学校或制药厂者，边区政府得保护之，财力不足者补助之。

第七条  医士、药师愿脱离生产参加医疗机关或公营药厂工作者，享受技术人员之待遇，其家庭生活得按抗日军人家属优待之。

第八条  医士自营药店或其他业务兼执行医疗业务，热心社会卫生防疫工作者，当地政府得视具体情况减少或免除政府法定之义务负担。

第九条  医士、药师在医药上有发明创作者，政府得奖励之。

第十条  凡公私药店制造“膏丹丸散”须由领证医士、药师监制，其成品精良者，所在地政府得奖励之。

第十一条  捐资兴办医药事业者，由当地政府呈请边区卫生处给奖。

第十二条  奖励给予细则另订之。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民政厅呈准边区政府公布施行之。[24]

3.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建设

（1）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讨论制定1942年工作计划，除宣传防疫计划在农村施种痘外，在组织机构建设上有3项：

成立研究室，收集边区人民生活习惯材料及病症研究，同时着重边区产药研究；设立图书室，收集历史名医著作及自然科学书籍，供会员研究参考；

组织国医门诊部，便利人民遇疾急救，邀请在延会员著名国医轮流诊治。[25]

聘请李鼎铭为名誉主席，以领导该会工作之推行，还聘请靳希贤为兽医顾问。[26] 每周组织一次学术交流，由当时的名中医李鼎铭、毕光斗等主持，并不间断地选派人员参加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的门诊工作。开办一期中医训练班，培养当地军民所要的中医药人才，师资由国医研究会人员担任，学员都是实行军事供给制。

1943年3月10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总会之《国医研究会呈文》云“团结了边区进步的国医，设立了十三（13）个分会”。[27]

（2）医药卫生合作社的发展

①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发展

1942年，陇东分区的华池县每区都成立一个保健药社；环县成立4处；合水、曲子及镇原各1处。

1943年上半年，分社已发展到22个，国医30多人。

②延市南区医药合作社的发展

延市南区的刘建章早在1940年创办的医药合作社，医生下乡治病，还负责收购土药，1942年收了二、三十斤。[28]

4. 中医科学化——中医公开秘方

边区中医在“中医科学化”方针的感召下，打破中医不传秘方的保守思想，公开自己的秘方以供大家讨论研究。

1941年9月10日-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按《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

在讨论中各会员代表常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讲了出来，如治夜盲眼、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特效方十多种。打破了几千年保守的“祖传秘方”的恶习，毅然说出供大家讨论研究。[29]   

 

5.群众卫生运动

定边县卜掌村的中医崔岳瑞，不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而且医道高明，救治了很多人，这成了崔岳瑞破除迷信的有力武器。崔岳瑞用治病的事实，说服群众信医不信巫，成效很大。如阴阳石喜三，四辈子都是阴阳，祖父甚至做过清朝管理全阴阳的官——“阴阳官”（民国时被废），有一年患腹泻，“安砖吊瓦，都没效验，请崔岳瑞去治，一剂救出危险”。群众看到，“阴阳到处给人治病，自己有病却没治好”，阴阳的影响，更加削弱。崔岳瑞还了解巫神、阴阳，知道他们的骗术，用同样的讲事实的办法，戳穿了巫神骗人的很多把戏。

从1927年开始，崔岳瑞坚持不懈地在本村做破除迷信的宣传，《医药卫生的模范》称其“崔岳瑞十年来的斗争，把卜掌村的神权打倒了”，成了“什么神都不信”的边区模范村。[30]

 

第四阶段

（1943年4月——1947年3月）

 

第四阶段，从1943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总会上《国医研究会呈文》之后，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撤离延安。

1.“中西医合作”、“中医科学化”方针的系统化——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1944年10月11日—11月16日）

（1）毛泽东的提议

“中西医合作”方针的体系化，是在1944年10月11日—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但筹备这次会议要更早，是毛泽东在1944年3月22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提议召开的。毛泽东认为，“1943年一年把经济工作搞好了，但是文化问题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31]。会上，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因此，毛泽东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毛泽东最后总结讲到：“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32]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其住地枣园召集了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负责人以及5个分区（延属、绥德、陇东、关中、三边）地委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提出要重视文教宣传工作。

（2）中共西北局筹备和全边区大讨论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及各分区及延安各有关部门十分重视。1944年4月15日，西北局负责人的高岗约集5个分区地委书记及延安各有关负责同志召开座谈会，讨论文教建设问题。6月17日，西北局宣传部与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文协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成立了文教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整个文教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第二次筹委会会议上决定成立5个文教小组，分赴边区的 5个分区进行文教工作典型案例的调查研究，重点调查研究延安整风以来文教战线出现的新生事物，为大会提供各种类型的经验材料。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开好文教会议，延安新闻媒体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也都行动起来，组织相关文章讨论。

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反对巫神斗争》的重要社论。社论指出“西医中医虽然在病理、诊断、疗法等方面有不同的学说，而且西医是更为进步的，中医是更为人多的。但这两者都是只利于病之生，不利于病之死，这是医生与巫神的根本的重大的区别，所以应当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来同巫神作斗争”。[33] 仍然坚持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1941年9月）以来的“团结中西医”的主张。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明确提出“中西医合作”的主张。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讲了延安大学办学目的是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服务的，并分别讲了如何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在卫生部分有这样一段大家常引的话： 

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34]

毛泽东的讲话，系统论述了我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在卫生工作部分再次论及“中西医合作”的主张，其后，延安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大讨论中，这一思想被广泛关注。《解放日报》自7月至9月，发表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徐特立、边区中医名家裴慈云等一系列文章，其中“中西医合作”思想是重要内容。

1944年7月，李鼎铭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解放日报》14日头版以《李副主席号召边区中西医要合作互助》见报。李鼎铭应记者问谈了3个问题，（一）关于动员和组织国医，参加群众卫生防疫工作问题，（二）中西医合作问题，（三）国医的改良及其内部的团结问题。

关于组织国医问题，认为：“将散布于农村中的国医，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却并非易事。”解决途径是“国医研究会的工作必须扩大和加强”，具体措施，一是国医研究会要加强组织建设，二是国医研究会要开展研究工作，三是培养国医人才。

关于中西医合作问题，提出很多重要思想：“西医不轻视国医的非科学，国医莫自恃几千年丰富经验妄自尊大，而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要做到密切的合作是有前途的”。“中西医的根本讲究不同，……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在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症，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特别批评国医的宗派和保守观点，并表示自己愿首先以身作则，及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及所有医药良方，全部贡献出来，以号召所有国医立即纠正此保守观点，并虚心向西医学习科学。”

关于国医的改良问题，提出：“目前应从三方面着手，即。（一）整理复杂的医书，研究过去经验，而加以适当的选辑，以供国医及其后学者学习。（二）增加国医的治疗设备和对病人的保养调理工作，采用西医的护士制度。（三）研究和提炼中药，泡制各种特效的丸散膏丹，以提高国药的功效。”[35]

1944年8月，在延安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做为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徐特立，“卫生展览会在杨家岭展览了七天，我也就参观了八次”，并撰《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一文，发表于《解放日报》8月13日的“卫生”副刊。徐特立讲了十大问题，对边区农村的卫生状况，尤其是妇女和婴幼儿的大量缺乏卫生常识引起的疾病和死亡，饮食不卫生引发的胃肠病等，做了详尽的分析，提出如何改善的办法。对展览会工作也具体指出须注意和改进的地方，对陕甘宁边区今后的卫生工作也提出建议。第8条主要是“西医中医的关系问题”，兹摘要点如下：

八、西医中医的关系问题。由于西药的缺乏，和西医的人数太少，而人类的先天体质还有民族和地方的习惯性，因此中医和中药，就有他必然存在的条件。……中医对于病理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根据，而为西医所讪笑。但是许多中药为中医的经验试用有效，尚未被西医所采用的还很多。……中医对于解剖和生理的无知，因而对于病理必然发生理论上的错误。但中医几千年来的经验，还有不少的贡献。我认为西医有读中医的医案的必要。张中景的处方，有研究的必要。经过中医的经验，去发现新的药物。中西医合作，以解决目前的困难问题，并创造新的药物。[36]

1944年9月30日，边区中医名家裴慈云在《解放日报》“卫生”副刊第60期发表《中西医合作的几个问题》，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西医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

（中西医）不是在于相互指责其缺点，而主要的是如何取长补短，通力合作，必须合作，才能达到减少疾病死亡与增进人民健康之目的，把边区的卫生建设事业大大的推进一步。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直到现在，还具有广大群众基础，在治疗工作上丰富经验，实际上也的确能治好不少病症，这就说明在中医的诊断和治疗中，尤其在药物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有合乎科学的部分，只是我们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出来罢了，这种研究，不论是中医或是西医，都应该担负起来。

中医要学习西医的诊断、生理病理的知识、消毒的办法和利用简易西药，西药要研究中医的处方、针灸方法和中药。[37]

（3）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召开。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讲演，指出：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

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38]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中西医合作”问题一直受到特别关注。《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8日第一版发《李副主席号召中医公开秘方》消息：“新华社延安十七日电：文教大会卫生组于过去三日内曾分医药合作及群众卫生两部分进行讨论。当讨论中西医合作问题时，各分区中、西、兽医代表参加讨论医药合作者共三十余人。”[39]《解放日报》1944年11月4日第一版报道《李副主席在中西兽医座谈会上讲话》：“文教会医药卫生组于典型报告后，复进行各项具体问题之座谈与讨论，其中特别着重中西医合作问题。”[40]

（4）中西兽医座谈会

194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文教会专门组织中、西、兽医座淡会，李富春、李鼎铭主持会议。1944年10月31日，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会上讲话。《抗战日报》1944年11月10日以《李富春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医药卫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10月31日）》报道：

富春同志再次指示卫生工作的重要，他说：

在边区，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都有很大成绩，但文化建设还只在开始，而文化建设中最薄弱的又是卫生工作，特别是群众卫生工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卫生建设，他指出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卫生运动与反迷信运动，改造群众不卫生习惯，提高群众卫生文化水平；一为普及和提高医药工作，这又包括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的两个问题。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 

关于目前边区卫生运动的方针，他指出：

（1）中西医合作。富春同志从中西医的理论与边区的实际需要，反复说明中西医合作的重要，双方应打破门户之见，西医在合作中应负主要责任，要帮助研究与提高中医，并从而充实提高自己。自己直接动手为群众服务，以取得经验，还要帮助培养边区西医人材，用科学方法解决边区的医药问题。（2）加强医药治疗与开展群众卫生工作。（3）在普遍的运动中，抓住中心，创造典型，抓住要害，逐渐推行，不能一下提出太多。

最后，富春同志指示今后立即进行下列具体工作：

（1）成立延安中西医药联合会，吸收中西兽医参加，……（2）解决医生问题，……（3）解决药材问题，……。[41]

国际友人阿洛夫、马海德、傅莱、米勒四位医生亦被邀参加。[42] 国际友人傅莱也有发言，他说“中西医合作应是长期的，不仅仅是暂时的方法，对中医既不应完全否定，也不是完全肯定，而应加以批判的吸收”[43]。

（5）《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

1944年11月16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12月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文教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发表《决议》全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共6条决议，节录其中4条如下：

一、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大会为此严重唤起全边区各方负责同志的切实注意，要求他们迅速动员一切力量，为扑灭边区大量的疾病死亡而斗争。

二、为要扑灭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地开展卫生运动。……

三、医疗工作是卫生工作的后盾，也是推动卫生、反对迷信的有力促进者。边区现在只有部队、机关中有西医，农村中只有中医，合计约有1，000人；药品也是中药多而西药少。此外就都是巫神的势力范围。因此，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治疗，并于必要时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认真为群众服务。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反对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技术好的医生尤应帮助教育技术差的医生进步。必须有计划地研究、培植、采挖和制造边区土药及制造其他外来中西药的代用品，在可能条件下组织群众的医药合作。……

四、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除一般的提高文化教育外，就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余略）[44]

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是我党为适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成功经验后加强文教工作的需求，总结在陕甘宁边区全面执政中的文教工作（宣传、教育、艺术、卫生）中的不足和经验，由毛泽东提议、并经各相关方面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召开的，形成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思想体系的系统化，对于我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卫生医疗组的工作，也在全面总结近年来边区的卫生现实，指出农村中不卫生状况突出，尤其妇女、婴幼儿和食饮的不卫生，提出开展卫生运动加强卫生宣传教育与发展医药工作并重。而在全面总结边区成立以来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对“中西医合作”、“中医科学化”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化，并提出具体的办法以改进“中西医合作” 、“中医科学化”。

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通过、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提出的决议，不但成为我党是发展卫生医疗事业的总方针，也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方针，是延安时期我党探索发展中医药事业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西医合作”的思想，由毛泽东提出，经过边区党内外的充分调研、讨论，最后在《决议》中被确立下来成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深刻地影响着中医药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研究理念和方法，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陕甘宁边区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创新与建设

（1）医药卫生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一种合作经济组织，1844年起源于英国罗奇代尔镇，1918年传入中国，受到社会重视，得到一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在全边区涌现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也出现了医药合作社和卫生合作社。

保健药社自1940年7月重建以来发展迅速，保健药社的分社扩展到边区各县市；自延市南区医药合作社1940年创办以来，又有志丹县三区医药合作社（1943年8月）、延市东关乡卫生合作社（1944年）、延市东区卫生合作社（1944年）、定边县卜掌村崔岳瑞药社（1944年）、延市大众卫生合作（1944年）相继兴办。延市大众卫生合作，受到边区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机关单位的大力赞助，规格高、规模大、人气旺、股本雄厚、医疗实力强，得到迅猛发展，分社遍及全边区，与保健药社一起成为边区合作医药卫生组织的中坚，掀起了一场兴办医药卫生合作社的运动。

①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大发展：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医药卫生模范社》其中《保健药社》载：“各县成立分社共二十六（26）处，分布在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神府、子洲、子长、延长、固临、志丹、甘泉、富县、靖边、定边、环县、曲子镇、华池、安塞，延安市等二十（20）个县市。”[45]

1944年下半年开始，保健药社的经营出现重大失误。按《解放日报》（8月28日）讯：当时药社领导同志未考虑具体条件，即决定大量扩股。因事先无周密计划，又无得力干部掌握，亦未确定新的业务方针，以致形成资金过度膨胀，业务相对缩小。大量资金无法使用，只得存放于银行及信用合作社，再加上其余存货及建筑亦积压一批资金，利润相随减少，以致产生药社的严重危机。后又负债分红，大修房屋，及多方面发展，影响了主要业务——医药。在药物及医务方面亦有若干缺点，如药品的质量差，配剂不正确，炮制不认真，药价高，以及内部医生的团结精神不够等等，且对药物供销方面，亦缺乏组织工作。

1945年8月17日，董事会开会商讨今后改进办法，业已决定坚持发展医药合作方针。其实现步骤为：一、提高药物质量，面向农村，扩大药物销路，组织供销关系；二、团结医生，加强医务工作。而民政厅另派得力干部参加该社领导，其内部制度等方面正加改进中。

又讯：已具有四十余年历史之延市魁盛祥药铺近已参加保健药社，此对提高医药技术及药物质量方面，将有很大帮助。[46]

②南区医药合作社取得的成绩

延市南区医药合作社，早在1940年由刘建章创办。

到1943年，迷信用品的消费，较1940年减少四分之三。对于疾病多能就医服务。

到1944年，仅5个月内，就治愈千余群众，售药200余斤；又有2名兽医加入，实行人兽兼治。并拟添聘西医，实行中西医合作；医生下乡治病兼收土药380斤。并拟增添聘西医，实行中西医合作，更进一步适应群众卫生的需要。[47]

③志丹三区医药合作社

志丹三区医药合作社，1943年8月兴办，按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1944年编的《周岐山与志丹三区医药合作社》：“志丹三区原有保健药社，但因领导上有缺点，不起作用。为解决群众医药困难，三区合作社创办了个医药合作社，去年（指1943年）八月正式开幕。资金七万元，中医一位——周岐山，主要药味都全，规模不大，办得很好；后来把保健药社合并进来，资金扩大到十八万元，药物更齐备了。”[48]

周岐山是“远近闻名”的“人人爱戴的好医生”，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开办医药合作社时，由三区区政府文书调任药社医生。

周岐山关心群众、医道高明，不但救活了许多的人，还破除群众迷信。周岐山还教授社内人员医疗知识。周岐山善于经营，加之医道高明，关心群众，团结社内人员，故群众纷纷入股，资本已扩大至四十余万元。群众称赞周医生有“四好”，药社有“三好”。

④定边县卜掌村崔岳瑞药社（1944年）

三边分区定边县卜掌村的边区著名人物中医崔岳瑞，在政府和合作社的帮助下成立药社一处，群众入股二百余万元。[49]

⑤延市东关乡卫生合作社和东区卫生合作社

《解放日报》1944年5月13日发表《东关乡卫生合作社开始工作》，提到延市东关卫生合作社成立后，黑龙沟的群众说“这样比到医院好，在医院里招呼了病人，招呼不了家庭”[50]。

《解放日报》1944年5月13日发表《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表彰“模范卫生工作者五人为中央总卫生处李志中同志，北区卫生委员刘好成老先生，边区卫生处欧阳竞同志，商会会长兼南区大众卫生合作社主任王克温同志，东区卫生合作社主任兼乡卫生委员刘光耀同志”[51]。

⑥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陕甘宁边区卫生合作社）

1944年春天，延安市出现时疫，死亡了240多人，牲畜病死的更多，人们分散居住在山沟里，患了病就医十分不便，巫神又趁机活动，闹得人心惶惶。“老百姓要求有一种更便于大众的医疗组织”[52]。

边区政府顺应民意，1944年5月5日，由市抗联和南区公署召集发起人会议。“会议中，大众合作社首先提出投资百万，并让出地方做‘卫合’社址，保健药社也投资百万（药材），并拨出一位中医来‘卫合’应诊。”商会开会时，“到会七十一户，当场入股的就有六十九户，不到一小时，便幕得八十七万元的股金。”“在群众的热烈拥护下，截至七月底止，合作社收到了股金一千零四十余万元。”“在一一四八名社员中，群众股金占百分之六十八以上（机关学校入股者仅一百九十名，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一·三），社员成分（最大多数是商人，农民劳动英雄刘雨云入了一万元，他老婆也自动入股二千元，妇女入股者三十余人）也包括了各部分。”[53]

大众卫生合作社的成立，得到了各方面的关照和赞助。“李富春同志就亲自写信帮助募集，市、区、乡各级政府直接参加帮助这一工作，中卫（中央卫生处）、边卫（边区卫生处）、联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西北局、西北药材庄等处，赠给了100万元以上的药材。”甚至个人也有捐出药用器具的。[54]

大众卫生合作社于1944年5月25日正式成立，社址设在延安新市场沟口大众合作社内，延安市商会会长王克温出任主任。开幕期间，聘请毕光斗、马鸿璋名老中医为群众治病。[55]

大众卫生合作社，又称中西医联合诊疗所。“合作社设正副主任各1 人，中医1人，西医2人，兽医1人，会计1 人，中西司药各1人，护士1 人；除西医是由边区卫生处派来的外，其余人员都是由群众中选拔的。”[56] 常驻西医先后有邵达（边区医院内科主任）、罗惠春，常驻中医先后有温大成老先生和卢玉铉。“除在合作社设常驻医生外，又聘请国医研究会7位名医轮流到社内施诊”。[57] 毕光斗、杨关黻每日到社义务为病人看病。

为打破中西医隔阂，先后召开了三次延市中西医会议，互相检讨了过去不虚心学习与“门户之见”的缺点，并拟定了会后相互研究医术的办法。社内“中医常以手脉经验及自身所用‘单方’告诉西医，西医则教中医使用听诊器，及讲解生理卫生常识，实行切磋互助”。[58]

大众卫生合作社于1944年9月开办卫生夜校，有学生35人，系商店学徒与附近居民，每晚学习两小时。同时还招收女生开办助产训练班，搜集民间验方加以研究，并为卫生署配制药方，用以防治疾病。大众卫生合作社出版《卫生周刊》36期，每周一期，宣传防病常识，如各种传染病的预防治疗办法等。为群众免费接种牛痘699人。[59]

大众卫生合作社实行“中西合作，人兽齐治”[60] 的办社方针。“大众卫生合作社的目的，在于解决群众的医疗困难，同时还要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倡科学，治病救人。”[61]

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办社模式——“民办公助”。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事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官办”到“民办”，从“强迫摊派”到“自愿入股”这样一个过程。1942年建设厅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公助”的方针后，各地逐渐摸索到依靠群众办社的经验，边区合作社事业才开始走上正规。大众卫生合作社采用的就是这种广受边区群众欢迎的“民办公助”的模式。

“民办公助”，《解放日报》曾在“社论”中做过解释：

所谓“民办”，就是要发动群众，把卫生运动变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如刘建章同志三年前所创的医药合作社，今年延市新成立的大众卫生合作社，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益清在新正雷庄乡所创办的接生训练班，子长西一区群众集股开设的中药铺，延市西区在枣园周医生指导下成立的接生训练班，及侯家沟的群众在“战卫”部帮助下成立的产妇室等，都是正确执行民办公助方针的范例，应该为各地所仿效。

所谓“公助”，就是公家要站在指导与帮助地位。如由政府有计划的培养有较高水准的医药卫生行政干部，购买、采集与制造各种药材，供给各地需要，责成各机关学校部队的卫生机关，尽量替群众服务，看病，治病，及帮助当地的卫生设置等。[62]

“民办”的核心要义有三：一是民众自愿而非强迫；二是民众出资入股；三是民众参与监督。

“公助”的核心要义有四：一是政府在政治和业务上指导；二是政府选派和培养较高水准的卫生医药管理人员；三是政府购买、采集与制造各种药材，供给各地需要；四是政府责成各“公家”的医药卫生单位给予业务上和物资上的支持。

“民办公助”是我党群众路线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兴办合作社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医药卫生合作社的兴建中，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无疑是成功的，“到1946年，已有卫生合作社43个（内有两个兽医社）”[63]。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陕甘宁边区卫生合作社）与早期兴办的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始为“公办”，后也发展成“民办公助”性质）一起，不但共同承担了边区广大农村的卫生医药事业，也是团结边区中医的一个重要组织。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办的边区医院和边区政府民政厅所属的民办公助性质的“两社”即两个经营性医药合作社——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与边区政府民政厅领导的“两会”即一，即两个民众团体——国医研究会、中西医药研究会，成为陕甘宁边区三大医药卫生系统（中央系统、军委系统、边区系统）中的边区政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两社”、“两会”是我党在延安时期对民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所做积极探索，影响深远。

（2）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的创办和工作

①早期中西医药研究会

陕甘宁边区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最早的是三边分区成立的三边分区中西医药研究会。

1944年5月，定边城区发生了白喉传染病，警备三旅（三边警备区司令部）卫生部长王照新，向专员公署负责同志提出：中西医结台，中西药并用，成立中西医药合作研究究会，发动群众，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治病救人。这一建议，得到了政府重视和支持。定边县党政军中西医药座谈会召开后，立即成立中西医药合作研究会（1944年5月9日），会长由高丹如担任，副会长王照新，委员有刘范瑞、苗植庵、魏俊义、侯东海、盟凤呜、苏富泰、秦老太等各界人士。[64]

按王照新《三边中西医药研究会工作》（1945年）：“在今年1月15日召开了会员大会，整整开了三天，到会的四十多位中西医药会员，充满着团结互助的精神．倾谈着自己的煮见。”[65] 到1945年，会员有40多位。

1944年7月，延县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会长曹扶；1944年8月，“延市西区中西医学研究会”成立，会长周毅胜。[66]

②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

1944年10月31日，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

主任）在“中西兽医座谈会”上讲话中建议，“成立延安中西医药联合会，吸收中西兽医参加”。

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总会在延安交际处召开成立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往主持。

林主席主持发言时指出：“同时中西医合作之后可以交流经验，使中医的经验与西医的科学方法相结合，而能创造新的医理和医术，对中国将来的医药建设亦有重大意义。”

李副主席号召大家“打破过去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并具体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之号召”。[67]

这是“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首次见诸文献。

中西医药研究会在延安设总会，各分区设分会，各县必要时亦可设立支会。总会会址设在延安市南关保健药社总社。总会聘请在边区有声望的中西医参会。总会以35人组成执委会，由执委会推选13人组成常委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并分设中、西医两部及秘书处。“以李副主席、刘景范厅长，及傅连璋、苏井观，鲁之俊、王治邦、李治、李志中、陈凌风、毕光斗、李长春、裴慈云、匡云鹏13人为常务委员，推选李副主席、刘厅长为正副会长。并决定聘请国际友人傅莱、阿洛夫、米勒、山田、方禹镛为该会之顾问。[68]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暂定组织简章》规定“本会以团结与提高边区中西医药（包括兽医）人员，助产人员，卫生人员，实行中西医药长期合作，协助政府推广边区卫生医药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并受各级政府之委托，“帮助卫生行政机关与卫生技术机关解决有关人兽之卫生医药问题，宣传组织中、西医药（包括兽医）人员、助产人员参加边区卫生医药建设工作，以增进边区人兽之健康，减少疾病死亡为任务”。[69]

1945年3月22日，举行首次总会常委会，会上做出《决议》：“经常举行中西医生座谈会，交换中西医药经验。”同时组织中西医联合医疗队下乡。当时边区各县发生疫情，边区卫生署会同中西医药研究会、中央总卫生处及联防军卫生部，分别组织医疗队，联防军卫生队赴延安各县，中央卫生队赴子长，边区卫生队赴甘泉、富县。延市中医马鸿章、王元泰、韩兆丰等均自动要求参加。4月1日出发前总会于交际处举行隆重欢送仪式。会上特请名中医、西医、兽医工作者付莱、张经、毕光斗、陈凌风等报告各种人畜时疫病源与预防治疗办法，任作田报告了针灸急救法。边府李鼎铭副主席、卫生署长王治邦均为这次下乡工作作了指示。为时两个月，及时防治了疫病传播。[70] 边区卫生署总结写成《医疗队下乡工作的经验》载《解放日报》（1946年2月14日）：

去年春，边区卫生署同中西医药研究会、中央总卫生处及联防卫生部派遣医疗大队、助产班工作组三组，参加者72人，分往延属各县及关中分区下乡工作。共计治疗4627人，建立了31个村的卫生据点，帮助成立了3个医药研究会，创办大小23个接生训练班，正式学习的有302人，亲手接了23个娃娃。在14个庙会上作了卫生宣传，作了4个乡、56个出生死亡调查，还给种痘、注射疫苗很多。这些工作，在治疗方面扑灭了疫病的流行，减少了群众的死亡，传播了简易的护理医药知识。同时由于接近群众的结果，许多同志都得到了思想上的改造。[71]  

1945年5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公布《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暂定组织简章》。[72]

③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分会、支会

按《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暂定组织简章》第四条：“边区设总会，各分区设分会，各县必要时亦可设立支会。”[73]

1945年5月，关中分会成立，杨直为分会会长，谢华、杨再泉为副会长。[74]

同年5月底，靖边县中西医药研究支会成立。以后各县支会陆续成立。

3.中西医合作

（1）中西医合作灭白喉

1944年5月，定边城区发生了白喉传染病，威胁到30万缺医少药的三边人民。在警备三旅（三边警备区）卫生部长王照新建议下，三边分区专员公署非常重视和支持，召开了中西医药座谈会，成立了中西医药合作研究会，团结了全地区的卫生力量，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委员们纷纷捐献秘方，创办种牛痘新法，同时发动群众挖土产药材自制药物，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治病救人。在王照新的倡议和具体领导下，警备三旅卫生部和中西医药合作研究会克服医务人员、药材、资金等严重匮乏的困难，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制服了白喉。王照新救死扶伤、爱兵爱民的事迹在三边广泛流传、“七·七”剧团和政治部宣传队还将“活神仙”编成戏剧上演。1944年，王照新出席了边区群英大会，荣获陕甘宁边区政府“特等模范”奖。[75]

（2）中医公开秘方

边区中医在“中西医合作”方针的感召下，打破中医不传秘方的保守思想，公开自己的秘方以供大家讨论研究。早在1941年9月10日-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就有会员献方。[76]

三边中西医研究会，自1944年5月9日成立，到1945年1月15日召开会员大会时，半年来已公开了300多个，有些在三边报上发表了。西医帮助中医使用体温表。中西医会诊，互相学习、交换经验。[77]

1944年10月11日—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期间，16日下午，边区副主席李鼎铭亲自与会，“号召中医公开各自的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当场子州中医马汝林先生立即将两本秘方交出，其他医生亦先后讲出了自己特有的经验和秘方”。 [78]

（3）西医学习中医

西医学习中医，最为著名的是鲁之俊和朱琏。

鲁之俊（1911～1999），江西黎川县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陆军军医学校医科，曾任广西军医院军医、广东军医总院主任军医。1939年到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军医院医务主任、院长，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授，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联防军后勤卫生部副部长。（后期从略）

朱琏（1910～1978），女，江苏溧阳人。1931年毕业于苏州志华产科学校。1935年在石家庄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任一二九师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1939年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副院长，1942年1月1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门诊主任。（后期从略）

任作田（1886～1950），辽宁辽阳人。近代针灸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在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为响应“精兵简政”号召，他决定自谋职业，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创立民办公助的延安针灸疗病所。“这是当时延安唯一的针灸诊疗所，两年时间里，依靠传统针灸疗法，治疗各种疾病和疑难杂症的临床治愈率达到80％以上，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央、边区和军队的很多领导人，都在这里治愈了多年不治的痼疾。”[79] 著有《针术》一书。

194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文教会专门组织的中、西、兽医座淡会上，任作田先生，自愿把他三十多年的针灸行医经验贡献出来，希望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理论。任老先生讲完话后，来自前方野战部队的一些西医医生，发起签名拜任老为师，鲁之俊(时任和平医院院长)、朱琏（时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门诊主任）当场报名。其后鲁之俊、朱琏跟随任作田先生学习针灸，在门诊用针灸术为军民治病。

任作田与鲁之俊合作，对80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包括半身麻痹、顽固痒疹、肺结核盗汗、急慢性胃炎、眼结膜炎、咽喉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症治疗都获得显著疗效，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多个西医门类，经过中西医比照研究，认为“针灸方法有刺激血液环境、增加白血球、兴奋神经机能、增强新陈代谢作用，使疾病消除，与苏联发现的神经系治疗方法，在理论上有共同之处”[80]。

在此基础上，鲁之俊撰文对其中的63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经过针灸治疗，痊愈者9人，近愈者7人，有明显疗效者26人，疗效无法确定者17人，无效者4人。通过对各种不同医疗结果的病症、病史、病情分类，总结出针灸疗法对于主要由神经系统引起的疾病具有显著疗效，其医学原理在于针灸可以调整自主神经、消退各类炎症、增加人体抵抗能力，并能帮助诊断。

文中确认：“针灸是一种刺激神经的治疗法”，并援引苏联科学研究所创立的“神经病理”学说，“证明神经功能对疾病是有重要关系的。但是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由于现在对神经系统的知识了解有限，许多问题还只能间接判断，无法加以更具体的解说，这还待今后更进一步的研究”。文末指出：“根据药针书的记载，可以治102种疾病，差不多内科病都包括在内；并且有不少急性传染病据经验也有效。现在我对这只是开始作了初步的试验，至于更广的应用范围和效力的确定，理论上进一步的说明，技术操作等，这还需要我们医务界同志以更大的努力进行钻研；需要我们虚心的，以十分重视和诚恳的态度向中医们学习。”[81]

《解放日报》1945年6月26日，以《和平医院鲁之俊同志用科学方法研究针灸》报道鲁之俊事迹。7月19日，发表鲁之俊的《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温济泽的评论《从研究“针灸”说起》同时发表。10月30日，中国医科大学在医大附属医院（和平医院第三部）见习生李幼轩的《针灸治疗试验报告》发表。10月10日，《冀察晋日报》同时转载了鲁、温两人的文章。可见延安西医研究中医针灸之热。鲁之俊和朱琏，还把中医针灸推广到野战部队，因简便易行不用药，能解决很多常见疾病，深受英勇奋战在解放战场上的指战员的欢迎。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4周年之际，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别授予中西医合作攻关、积极努力、研究针灸成绩卓著的延安针灸疗病所所长、名老中医任作田和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鲁之俊‘中西医合作模范医生’的光荣称号”。 [82]

4.群众卫生运动

（1）破除迷信反巫神

1943 年，三边分区的定边县发生了警备三旅卫生部长王照新抢救马川婆姨和王鞋匠媳妇的两件真事：

马川的婆姨，因为肚子痛请了个阴阳神官扎针医治。病没治好，神官的“神针”却断在马川的肚子里，后因断针留存腹内感染而生命垂危。王照新部长为她做了手术，还治好了多方求医没见好的其他病症。

王鞋匠的媳妇难产，几个旧接生婆竟将胎儿拉断而头还留在腹中，王鞋匠看到老婆已没有了生还的希望，便开始准备寿衣棺材，为老婆准备后事。得知此事的王照新部长赶来，连夜奋战4个小时后，将胎儿的头颅取出来了，挽救了产妇的生命，当忙着准备发丧的众人，看到抬出来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时，都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八路军好！王部长是活神仙！”[83]

1943 年三边开展卫生宣传周，将警备三旅卫生部长王照新抢救马川婆姨和

王鞋匠媳妇的真事画成连环画，反映非常好。那些一辈子足不出户的婆姨们，因为要看我们的《马川婆姨》和《王鞋匠媳妇》的两个故事，都破例的跑来。[84]

定边县卜掌村的中医崔岳瑞，以医道救人破除迷信的事迹，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见本文第二阶段末）。1944年7月30日召开大会，三边分区的罗专员亲自奖励他，定边县孙县长、丁副县长、县参议会郭参议长、物资局吴局长也讲话鼓励他。崔岳瑞在会上讲他还计划要办到五件事，其中第三条说：“组织全区医生和兽医成立研究会，另外要帮助吕法五和崔岳山精研医术。”[85] 回到卜掌村以后，“首先他组织了一个包括四人的医药研究会，并决定招收徒弟培养医生。同时在政府和合作社的帮助下成立药社一处，他号召群众入股二百余万元，并计划以后自己采制药材” [86]。

著名诗人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把崔岳瑞的事迹编成“陕北说书”《卜掌村演义》，署名“李寄”发表于1946年10月7日《解放日报》。[87] 崔岳瑞的事迹在边区影响越来越大，“各地方都传开了崔岳瑞反迷信的故事，各地方都展开了崔岳瑞运动”[88]。

1944年春新正县二区一乡杨坡头村，出生了7个娃娃，因接生不卫生死了4个，还有1名产妇患产褥热去世，在当时边区这是常见现象，有“财旺人不旺”之称，县政府提出办助产训练班，解决群众实际问题。1944年5月张清益就在本乡试办了个为期14天的接生训练班，培养了11名妇女接生员，学习接生办法、抚养娃娃、妇女卫生这三件事，由婆姨口口相传、手把手教授传播，此后产妇临产改成睡生、坐灰笼，产前产后注意吃好饭菜，不光喝米汤了。小孩不到10岁不用新布、新棉花做衣服的旧习惯也改变了。本乡的妇女都乐于通过这种形式接受卫生的新知识和新办法。群众都说办接生训练班是新正县政府给老百姓最好的功德。[89]

（2）卫生展览会

1944年7月17日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举行了大型卫生展览会。展览会

由边区各医药卫生单位主办。毛主席为展览会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展出内容极为丰富，有人口出生、疾病死亡等数字、反巫神斗争、防疫及营养、妇婴保健以及中西医合作等。周恩来、李富春、徐特立、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参观展览后给予很高评价和赞扬。[90] 边区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7天内参观了8次，并撰《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一篇长文。[91] 参观群众达万余人，参观者深获教益，对推进卫生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92] 展览会期间，国医研究会派出12位名中医免费给群众诊治疾病。每遇疑难病，中西医互相研究，还互相给对方推荐患者。[93]

《延安市展览会上一瞥》总结曰：“两年来的卫生成绩：全市创办了三个卫生合作社，训练助产士四十四人。新建了八个公共厕所，五百四十七个私人厕所。新挖水井二十九眼，垃圾坑一百三十一个。公共饮水缸九所。此外并出现了五个卫生模范村，十七家卫生模范家庭，五个卫生模范工作者及模范医生五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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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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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星亮，杨洪，姚文琦.陕甘宁边区史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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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4辑[G].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2013：126.

[15] 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解放日报，1941-9-17/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4辑[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599.（错别字存旧，作者加括号注）

[16] 甘肃省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1辑[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484.

[17]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224-227.

[18] 刘建章的南区医药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92-94.

[19] 欧阳竞.回忆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工作/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第5辑[G].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6：341.

[20] 惠金义.李鼎铭与毛泽东//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延安革命纪念馆.李鼎铭研究资料选[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153-154.

[21] 梁金生：延安时期“中西医结合”的首倡者[N].深圳特区报，2014-6-25.

[2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7辑[G].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01, 120-121.

[23]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7辑[G].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01,120-121.

[24]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4辑[G].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126-127.

[25] 国医研究会决定明年工作计划，加强医药研究设立门诊部.解放日报，1941-11-11/卢光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16.

[26] 国医研究会筹设中医院.解放日报，1943-3-29/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16.

[27]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7辑[G].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01,120.

[28] 刘建章的南区医药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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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崔岳瑞与卜掌村/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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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刘建章的南区医药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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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延市卫生合作社开幕.解放日报，1944-5-28/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16.

[56] 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63.

[57] 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62.

[58] 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61-62.

[59]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83-84.

[60] 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61.

[61] 林间.救人的合作——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介绍.解放日报，1945-8-28/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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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万立明.论抗日根据地科技社团的发展及其作用[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8（1）：75.

[67] 边区中西医药研究总会成立.解放日报，1945-3-15/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第5辑[G].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6：362.

[68] 边区中西医药研究总会成立.解放日报，1945-3-15/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G].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413.

[69]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9辑[G].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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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9辑[G].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117.

[73]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9辑[G].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118.

[74] 边区中医药研究会关中分会成立.解放日报，1945-5-25/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118.

[75] 军义斌.三边出了个“活神仙”——王照新在陕甘宁三边分区二三事/王济世.博山人物[M].济南：黄河出版社,1998:240.

[76] 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解放日报，1941-9-17/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4辑[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599.

[77] 王照新.三边中西医药研究会工作.解放日报.1945-3-12/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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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李副主席号召中医公开秘方.解放日报，1944-10-18（1）/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延安革命纪念馆.李鼎铭研究资料选[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88：46.

[79] 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378

[80] 和平医院鲁之俊同志用科学方法研究针灸.解放日报,1945-6-26/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M].西安：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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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鲁之俊.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 第4辑[G].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5：131-135.

[82] 孙隆椿.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 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539.

[83] 军义斌.三边出了个“活神仙”——王照新在陕甘宁三边分区二三事/王济世.博山人物[M].济南：黄河出版社,1998:238-240.

[84] 贾怀济，平凡，刘漠冰，陈叔亮.几种美术宣传方式的经验.解放日报,1944-8-28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5辑[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415.

[85] 崔岳瑞和卜掌村/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46.

[86] 张铁夫.崔岳瑞和崔岳瑞运动.解放日报，1944-10-21/张铁夫.张铁夫诗文集 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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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李寄.卜掌村演义.解放日报,1946-10-7/胡孟祥主编.解放区说唱文学作品选 中[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622-642

[88] 张铁夫.崔岳瑞和崔岳瑞运动.解放日报，1944-10-21/张铁夫.张铁夫诗文集 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92.

[89] 张清益办接生训练班/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医药卫生的模范·边政读物之四[M].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印，1944：83-91.

 

[90] 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开幕，开展卫生运动，增进人民健康.解放日报,1944-7-18/高钦颖.延安时期的卫生运动及其历史意义[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4）：48.

[91] 徐特立.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解放日报，1944-8-13（“卫生”第58期）/孙晓忠，高明.延安乡村建设

资料 3[G].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530

[92] 卫生展览会结束，参观达万余人.解放日报,1944-8-11/高钦颖.延安时期的卫生运动及其历史意义[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4）：48.

[93] 朱鸿召.延安“中西医合作”运动始末[J].档案春秋.2010，（5）：25．

[94] 曾艾狄.两年来的延安市 延安市展览会上一瞥.解放日报，1944-11-25（二版）/中国革命博物馆.解放区展览会资料[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158.